“包豪斯是一种态度，而不是某种产品。”

设计师和艺术史学家

在一场对保时捷全球设计负责人毛迈恪（Michael Mauer）和柏林艺术史学家及作家鲍里斯·弗里德瓦尔德（Boris Friedewald）的采访中，两人论及包豪斯百年来对所有设计学科的影响。弗里德瓦尔德于 1969 年生于波鸿，已出版数部关于包豪斯的著作且广受好评。毛迈恪生于 1962 年，保时捷设计总监，同时担任大众汽车股份公司集团设计事业部负责人。

弗里德瓦尔德先生、毛迈恪先生，你们是否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包豪斯时的情形？

包豪斯有着怎样的意义？

弗里德瓦尔德：它是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专题之一，也是 20 世纪造成了决定性影响的艺术学派之一。包豪斯其实只在短短几年期间为建筑所主导，虽然其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历任校长都是建筑师。

毛迈恪：创造自身能够发挥出某种价值的物品，这一原则在如今这个似乎将一次性使用、用完即弃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尤为重要。有时我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就是消费的主要目的。

包豪斯会让您联想到哪三个词？

毛迈恪：创新、永恒、真诚。保时捷和包豪斯对于应当如何设计产品，包括建筑物，有着极为相似的基本认知。例如，对我来说，保时捷不必显得比实际性能更强大。因此我一贯并不务求激进的改变，而更在意回归本质。

弗里德瓦尔德：我还可以补充三点特征：乐于改变、热爱尝试、共享精神。

也就是说要尝试不同的做法？

弗里德瓦尔德：是的。包豪斯在最初阶段追求的更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模糊未来。明确的是，他们拒绝那种属于过去的，承载了过多元素的历史主义，包括过度的细节和装饰。而其著名的预备班课程就遵循了这一方向。要让学生发现自我，尝试材料。纸张的稳定性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用金属可以做什么，比如著名的钢管家具？不过格罗皮乌斯也希望克服设计中的自我崇拜。

设计师需要多大的冒险精神？

毛迈恪：我们当然必须有勇气，必须不断挑战现状并提出替代方案以供辩论。问题在于：我们打算走多远？所谓有勇气，就是能把握好“为了不同而不同”和“为了做到更好而不同”之间的微妙界线。但什么才叫更好？经常也有一些极具勇气的设计在市场上并不成功。

有勇气的设计是美的吗？

毛迈恪：不一定，即使美可能取决于鉴赏者的眼光。

弗里德瓦尔德：包豪斯在最初的表现主义阶段过后自视为“简洁风格的先驱”，因而也是反映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因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形势也要求有所削减、有所限制，无论是在建筑还是在设计中。

包豪斯是否也关注机动性课题？

弗里德瓦尔德：肯定包括运动和速度的意识。格罗皮乌斯曾说过，汽车或飞机的优秀造型对他来说就如同艺术品。而他在设计德绍包豪斯学校时，也考虑到要让其从飞机上俯瞰也同样优美。它不仅仅是一个直角方块。这座学校是由各种不同的元素按一定的权重组成的，从上方看去呈现非对称的有趣几何形状。

包豪斯并没有设计过汽车，这是为什么呢？

弗里德瓦尔德：当时的人首先得专注于必需品。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房子、椅子、桌子、餐具。当时包豪斯拥有私家车的也只有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一人。而且只有德绍教员宿舍有一间车库。但是：早在 1923 年，就有包豪斯学生维尔纳·格莱夫（Werner Graeff）完成了该学派的第一个小型汽车设计，该车型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相当现代，只是未能实现生产。

保时捷代表着独特的设计。您认为这与包豪斯有哪些联系？

毛迈恪：永不过时的风格，毫无疑问。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或马塞尔·布劳耶的钢管家具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陈设优雅的休息室中找到，华根菲尔德灯具在 21 世纪仍是品位的证明。与之相配，停在房子前面的就应该是保时捷 911。无论是 1964 年还是 2019 年，这款跑车总是持续表达着一种品位——永不过时的设计。我有证据证明这并不仅仅是 一种主观感受，因为自 1948 年以来制造的所有保时捷汽车，有将近 70 % 仍然可以在路上驾驶。再反观包豪斯的中心思想之一，也就是其核心名句“形式追随功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保时捷正是贯彻这一主张的典范。 

弗里德瓦尔德：这点甚至有历史证明。费迪南·亚历山大·保时捷（Ferdinand Alexander Porsche）曾就读于乌尔姆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Ulm），这所学校被视为包豪斯的后继者。这里从预备班开始便广泛应用包豪斯的各项原则：发现你的创造力！摆脱常规的想法！观察，找出材料的最佳用途！

这些包豪斯理念影响到了保时捷吗？

毛迈恪：我们保时捷设计工作的哲学和策略深受包豪斯理念启发。其中会运用到我们的创新力量以及技术的进步——后者也是决定了包豪斯氛围与目的的关键因素。产品设计的真诚则是贯通德绍和祖文豪森的又一座桥梁，这点是保时捷品牌自推出第一辆车起便秉持的典型特征。所见即所得。

我们今天还能接触到多少包豪斯？

毛迈恪：在每支铅笔里，在食堂所用的餐具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对设计的评价方式中。包豪斯已成为我们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这里有一点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那就是：评价设计，不能脱离时代语境。 

弗里德瓦尔德：确实。如果把包豪斯视为一种态度，就会发现当今一些设计周到，精于利用材料特性的产品正是基于这种态度而完成的——那些采用高新材料的产品无疑也是如此。

包豪斯时代和今天有相似之处吗？

毛迈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没有 1919 年就不会有 2019 年。但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前进，而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重复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那个时代与我们的数字化时代并不存在具体的一致之处。如果说当代与包豪斯理念有什么连接点，那就是改变现状的意愿。汽车行业的当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用颠覆来形容。我们设计师在这方面具有某种主动权，因为我们在过去 20 年来已不止一次为产品提供决定性的推动力，使各家汽车品牌得以实现更显著的差异化并建立强大的品牌身份。设计是 一种思想，设计语言是一种身份的表达。 

弗里德瓦尔德：我认为当时和现在其实是高度相像的，只是焦点不同而已。因为包豪斯师生们所处理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富有现实意义：住房短缺，社会问题，跨学科方法，对手工艺的重视。包豪斯中有乌托邦存在。这是推动这一学派的燃料。今天还有哪些乌托邦呢？

比如说数字化？包豪斯学派会如何看待数字化呢？

弗里德瓦尔德：包豪斯总是对技术进步保持开放的态度。艺术、技术和数字世界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包豪斯大师们当年已经做出警告：应当让机器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 

毛迈恪：太对了。设计还将变得愈加重要，远远超过以往。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打破创意人士都是怪癖艺术家的印象，通过设计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包豪斯现象起源于东德的魏玛、耶拿、德绍和柏林。而我们的旅程，就是从包豪斯理念的核心之作霍恩街之屋（Haus am Horn）开始，到遗产留存之地——包豪斯档案馆结束。

从公园里可以望见一座质朴的白色平顶方楼，那就是霍恩街之屋。它建造于 1923 年，由教员格奥尔格·穆赫（Georg Muche）为首届包豪斯展览会而设计。这是他为自己及妻子艾尔莎（Elsa）设计的“梦想之家”，占地面积刚好为 12.7 m × 12.7 m，不过他和家人最后并未住在这里。在此三年前，包豪斯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任命穆赫为魏玛国立包豪斯学院教员。 

穆赫时年 25 岁，是获得任命时最年轻的学者。霍恩街之屋首次将包豪斯的各项革命性理念集于一体，正如包豪斯基金会（Stiftung Bauhaus）主任克劳迪娅·佩兰（Claudia Perren）所言：“包豪斯运动的“现代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值得借鉴，我们应该将它视为为设计问题提供的开放性平台，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升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品质。”这里的全套家具均来自诸如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Lajos Breuer）或阿尔玛·西德霍夫-布歇（Alma Siedhoff-Buscher）等包豪斯成员的工作坊，瓷器则是特奥多尔·博格勒（Theodor Bogler）的作品。 

霍恩街之屋是包豪斯在魏玛的三大建筑艺术作品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魏玛、德绍和贝尔瑙的包豪斯建筑及其遗址”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地唯一整体均在包豪斯时代建成的建筑样本。恰逢包豪斯诞辰 100 周年，魏玛古典基金会（Klassik Stiftung Weimar）对这一建筑进行了修复，预计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再次向公众开放。

耶拿：未来安家之地

在耶拿西部平行于 7 号联邦公路的谢弗街边，奥尔巴赫之屋如同一架 UFO 般突兀地矗立于索南伯格山（Sonnenberge）脚下的中产阶级别墅群间。格罗皮乌斯与办公室搭档阿道夫·迈尔（Adolf Meyer）为实验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奥尔巴赫（Felix Auerbach）及其夫人安娜设计的住房是两个相互交融的巨大长方体。其功能区的分隔明显可见：三层楼体是工作室，两层楼体是居室。 

在距此仅两分钟车程，魏因贝格街（Weinbergstraße）坡道上方稍远处的，则是楚克坎德之屋（Zuckerkandl-Haus），一座拥有 11 个房间和 100 平方米露台的别墅，以教授遗孀特蕾莎·楚克坎德（Therese Zuckerkandl）命名。她于 1927 年委托格罗皮乌斯在德绍的建筑工作室为自己及家人设计建造了这座包豪斯风格的住宅。房屋的每个部分都遵循严格的几何配合，呈长方体的玻璃温室则凸出在外。

德绍：包豪斯理念的中心

市中心南郊德绍-特尔滕（Dessau-Törten）还有一个住宅区：314 座居住面积为 57 至 75 平米的成排小型住宅，并非面向精英人士，而是为工人而建造。这些带有菜园的社区住宅表明了包豪斯的哲学。包豪斯档案馆馆长安娜玛丽·耶吉（Annemarie Jaeggi）解说道：“其中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人需要拥有什么？人应当得到多少空间？如何保证人的尊严与体面？如何用少量资金实现目标？这不同于给富人提供精致华丽的别墅。”

柏林：新起点的终结

柏林包豪斯档案馆具有不凡的地位。这座具有独特半圆形锯齿屋顶的建筑物采用了格罗皮乌斯 1964 年的一则设计方案。在其逝世七年后的 1976 年，该馆完成奠基，后于 1979 年开幕。此处建筑目前正在翻新并增建一座玻璃塔楼用作展览区。在改建期间，这座博物馆迁移到柏林内泽贝克街（Knesebeckstraße）的临时包豪斯档案馆。历史得以留存，包豪斯理念的生命力依然旺盛。